骨折之后的第一个月,天明睡在合江县人民医院骨科的病床上,右腿打着石膏,窗外是县城的老街和远处青灰色的山。
手术是在西安做的,之后转运回成都,省队安排了医疗跟进,最后父亲来把他接回合江养伤。
父亲来的时候,天明正在病房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父亲推开门,看了他一眼,把一个布袋放在床头柜上。
"妈妈包的。"父亲说,"麻辣兔头,你不是喜欢吃吗。"
然后他搬了张椅子坐在床边,什么也没说。
天明转过头看了父亲一眼。父亲变老了——或者说,天明离家时间一长,回来才看得出这种变化。父亲的鬓角全白了,颈椎下面有个隆起,那是常年弯腰采矿留下的。手背上有好几处深色的疤,洗不掉的煤渍住在皮肤纹路里。
两个人沉默了将近半个小时。
然后父亲开口:"疼不?"
"不怎么疼了。"
"能走路了?"
"还不行,再等两个月。"
父亲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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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复期四个月。天明在合江县老家住着,每天做物理治疗,拄着拐杖在院子里练平衡。
父亲每天早上五点半去矿上,傍晚七点多回来。回来之后换掉工作服,洗手,吃饭,看一会儿新闻,九点睡觉。生活的节奏和天明小时候记忆里的一模一样,几乎分秒不差。
天明有一天问妈妈:"爸爸一直这样?"
妈妈说:"一直这样。你走了之后,他有段时间买了个收音机,每天听体育节目。后来坏了,就不听了。"
天明没有再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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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,天明提出要去矿上看父亲。
父亲沉默了一下,说:"没什么好看的。"
"我想去。"
父亲没有再拒绝。
矿口在镇外五公里,一条泥路通进去,路两边的树上落着黑色的粉尘。天明拄着拐,跟着父亲的工友走了进去。
矿洞入口是一个低矮的方形口,里面透出湿气和黑暗的气味——煤炭、泥土、机油混在一起,是一种天明从小就认识的气味,但从来没有这么浓烈地包围过他。
父亲给天明戴上安全帽,自己戴上那顶磨损了很久的矿灯头盔。灯一开,一道白光从他额头上射出来,在黑暗里划出一条线。
他们没有下到深处,只走到第一层平道。父亲弓着腰向前走,用那把短柄镐敲了几下岩壁,给天明解释哪里是煤层,哪里是支撑结构,说话的声音很平稳,像一个在自己房间里的人。
天明跟在后面,看着父亲的背影。
那道矿灯的光打在狭窄的石壁上,随着父亲的动作轻微晃动,像一颗星——不算亮,但在这个完全没有其他光的地方,它就是全部的光。
天明站在那里,没有说话,看了很久。
他突然想起小时候,父亲夜班回来,天明从睡梦里被脚步声弄醒,看见门缝里漏进来一条光。那时候他以为那是路灯,后来才知道是父亲进屋时口袋里手电筒的光。
那条光,他现在才真正看清楚它的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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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矿之后,父亲和工友们在矿口洗手。天明站在旁边,看着父亲用力搓手背上的黑色,搓了三遍,还没搓干净。
"累不?"天明问。
"习惯了。"
"你……多少年了?"
"从你出生前就开始了。二十多年。"
天明没有再说话。
下山的路上,两个人走在泥路上,父亲在前,天明拄着拐在后。斜阳打在前面,父亲的影子很长。
走到一半,父亲停下来,回过头,看了天明一眼。
"你球踢得怎么样?"
这是父亲第一次主动问他关于足球的事。
天明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"快了。"他说。
父亲"嗯"了一声,转身继续走。
那个"嗯",在那条泥路上,在那个斜阳里,被天明听了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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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伤的最后一个月,天明开始在院子里练腿。
起初只是站立,后来慢慢走,再后来开始小跑。医生说还不能踢球,他就只做下肢力量恢复——深蹲、弓步、单腿平衡。
有一天傍晚,父亲下班回来,看见天明在院子里做单腿深蹲,没有说话,进屋换衣服,然后端着饭碗坐到院子门口,在那里吃饭,顺便看着。
天明没有特别在意,继续练。
等他练完,汗湿了半件衣服,父亲已经吃完了,碗还端在手里,眼睛看着他。
"你这腿,以后还能踢比赛?"父亲问。
"能。"天明说,"肯定能。"
父亲低下头看了看碗里的汤,又抬起来,说了一句天明没想到的话:
"我信你。"
然后他站起来,把碗拿进了厨房。
天明站在院子里,手里拿着毛巾,没有动。
暮色从远处的丘陵上慢慢压过来,那些红土在黄昏里变成了深褐色,像一块巨大的、沉默的东西。
天明吸了一口气,把那两个字压进了胸腔里:
我信你。
他想,等腿好了,踢球的每一脚,他都要带着这三个字。